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12年1月15日

1.

去年12月26日,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患肝癌去世,享年57岁。

他是中共党史专家,我读过他的许多文章(比如“做饭技术革新运动”)。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决定好好读一遍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此书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系统研究”延安整风运动”的学术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因为与官方观点截然相反,只能在香港出版。我认为,如果想要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此书是必读的。

(插一句,网上还有高华教授的一些讲座录音,可下载。请自行搜索关键词”高华”+”有关红军长征研究的若干问题“、”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国民党在1949年失败的原因“、”毛泽东何以发动文革“、”再探林彪事件“。)

2.

“延安整风运动”为什么值得研究,并且极其重要?

高华教授这样写道:

“延安整风运动是毛泽东运用其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上层机构,重建以毛为绝对主宰的上层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同时,延安整风运动又是毛泽东以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彻底转换中共的”俄化”气质,将中共改造成为毛泽东的中共的过程。

毛泽东在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沉重打击了党内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和对苏俄盲目崇拜的气氛,不仅完成了党的全盘毛泽东化的基础工程,而且还建立起一整套烙有毛泽东鲜明个人印记的中共新传统,其一系列概念与范式相沿成习,在1949年后改变了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这就是说,1949年后,直到现在,我们所处的政治制度,我们接受的革命教育,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都源自”延安整风运动”。

一个证据就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事件。它反映了一个理想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延安的遭遇,揭示了1949年后,整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阶层的命运。同时,这个事件还能让我们看到,历史上真正的延安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下面是我根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整理的。

3.

王实味,作家,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

1926年,他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以后,因为追求党内女同学,他与支部书记发生矛盾,被说成”小资情调浓厚,革命意志和组织观念十分淡薄,入党动机卑鄙”。北大支部最后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1937年10月,31岁的王实味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的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个性耿直狷介,看不惯顶头上司陈伯达种种谋上压下的表现,导致与领导关系紧张。

1941年9月,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转入中国文艺研究室作特别研究员,不再翻译外文著作,有了一定的创作自由,开始写文章了。

1942年3月,他将自己对延安生活的感受,写成了5000多字的杂文《野百合花》,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这篇文章为他惹来杀身大祸。

4.

《野百合花》的开头,王实味写道,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青年怀着抗日热情来到延安,却发现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一派”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

他说,在路上听到两个延安女青年的对话。

“(某领导)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通过这段对话,王实味说出了,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失望和激愤。

然后,他进一步指出,延安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曲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写到这里,王实味已经从表达年轻人的不满,转为批评延安的政治制度了。他得出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即使在延安,”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

仿佛还嫌这样说不过瘾,他笔锋一转,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独创的名言”天塌不下来”论。

“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

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的脑子绝少想到甚至从未想到。”

高华教授解释了,为什么这段话闯了大祸:从四十年代初开始,毛泽东就愈来愈喜欢讲”天塌不下来”,在形势紧张,中共面临困境时,毛爱谈”天塌不下来”;在闻知党内外有不满意见时,毛更爱说这句话:”有意见,你让人家讲吗,天又不会塌下来!”,”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天塌不下来!”,”我劝同志们硬着头皮顶住,地球照转,天塌不下来!”

王实味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样直接批评的后果,继续满腔热血地慷慨陈辞:

“我们须要以战斗的布尔什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的产生,削减黑暗的滋长……要想在今天,把我们的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消灭至最小限度,却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如果让这样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别那么安心罢。”

最后,他还书生气十足地声明,自己放言直谏绝非为争个人利益,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制度表现出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优待”。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的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人,倒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

5.

《野百合花》发表后,在延安引起轰动。

各学校、机关纷纷仿效,办起自己的内部刊物,说出人们真实的感想。王实味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95%的工作人员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研究院领导成为大家批评的目标。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分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青年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的”尾巴”……

一时之间,延安的宣传阵地有失控的迹象。

6.

毛泽东对《野百合花》是什么态度呢?

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读完《野百会花》后,气愤地”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厉声问道,”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毛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作出深刻检查。他感到情况不妙,担心运动将失去控制,迅速改变原先制定的利用”自由主义”打击”教条主义”的策略,决定抛出王实味作为靶子,先行将”自由化”打压下去。

1942年3月31日,《野百合花》发表后一个星期,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警告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

第二天,1942年4月3日,中宣部正式发出有名的”四三决定”(即《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特为”纠偏”而制定的。《决定》明确申明: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四三决定”的颁布不仅结束了短暂的延安之春,而且标志着自1941年10月就秘密酝酿的干部审查运动即将拉开帷幕(当时成立了以康生为首的”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整风不久将转入严酷的审干肃反阶段。

1942年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的社论,指斥整风已出现了”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

至此,局势完全转变,暴风雨即将来临。

7.

1942年4月7日,中央研究院开始整顿内部,有条不紊地部署反王实味斗争。很快,院内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随即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

王实味被控的罪名也不断升级,先后戴上了三项”帽子”: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又称”国民党探子”)。他抵抗了几天,先是称病缺席,后被抬着担架至会场接受批斗。

1942年6月4日,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王实味的书呆子气再一次发作,宣布褪出中共(来到延安前,他已经重新入党),以为就此可以摆脱一切。但是,他太天真了,党组织这个时候绝不会给他这种自由,而是要将其开除出党。

1942年6月6日,他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被开除出党。即使他痛哭流悌,收回褪党声明,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也丝毫无济于事。

1943年4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6年,王实味的审查结论公布,他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王实味作为在押犯,随同大队撤离延安,来到山西省兴县,关押在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1947年6月,兴县遭国民党飞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批准。

1947年7月1日晚上,王实味被砍头,尸体扔进一眼枯井,时年41岁。

8.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作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

“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凡昭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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