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的《寻找家园》

 

作者: 阮一峰

日期: 2011年7月 6日

两周前,我在网志上推荐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

网友留言说,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写得更好。

我就找来这本书,读了一遍,发现高尔泰的经历堪称”传奇人生”。

他是江苏高淳人,1935年出生。1955年大学毕业后,因为”思想落后”,被发配到甘肃”支边”。苦闷之中,他写了一篇12000字的《论美》,不知天高地厚,投给北京的《新建设》杂志。

正常情况下,负责意识形态的国家顶级刊物,不可能发表一个二十岁青年不成熟的、非正统的长篇论文。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刚刚开始,迫切需要”引蛇出洞”。于是,这篇论文被隆重推出,并且加上”编者按”,表示杂志社不同意此文观点,但是遵照”百花齐放”的原则予以发表,预告下期将刊出批评文章。此后,全国主要的哲学系和美学家,纷纷进行批判,高尔泰就这样出了名。

他成为甘肃省第一批”右派分子”,送往”死亡农场”夹边沟劳动改造。幸运的是,1959年甘肃省举办建国十周年美术展,他被调到兰州作画,这才逃过饿死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又成了”反动分子”,在”五七干校”进行劳动。用高尔泰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论美》这篇文章,他倒了二十年霉。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思想传入国内。人们惊讶地发现,国外思潮与《论美》中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于是,高尔泰时来运转,先是进入兰州大学哲学系,成为学者和教授,后来又被国家科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为博士生导师,被视为中国当代主要美学家。

1987年,风云突变,高尔泰转眼又变成”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1989年9月,他在南京大学校园内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1992年出狱后,逃往美国。

高尔泰的人生就是这样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

《寻找家园》是他在美国撰写的回忆录。2004年,花城出版社出了删节版;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了增订本,但依然是删节版。要看完整的版本,只有去看英文版和台湾版(下载)。

(图片说明:2004年花城版。)

(图片说明:2011年北京十月文艺版。)

(图片说明:2009年英文版。)

在这本书中,高尔泰用文学创作的手法,回顾了自己的一生。读者不仅可以从亲历者的角度,读到许多历史细节,比如关于五十年代的夹边沟农场、六十年代的莫高窟、七十年代的文革、八十年代的知识界等等;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人生如梦、得失荣辱皆如儿戏的历史沧桑感。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看、也很值得看的书。

另一方面,这本书是一个见证。它记录了一个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的人,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个有史以来对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恶劣的环境—-生存下来。作为个人,高尔泰历经苦难、家破人亡、流亡异国,代价不可谓不惨重,但是他保全了自己的人格,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即使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生命如草芥般卑微,可以被强权任意地践踏剥夺,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有尊严,并且会竭尽所能地捍卫这种尊严,这本书就是一个证明。

下面是书中的一个精彩章节,可以体会一下该书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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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素琴

作者:高尔泰

摘自回忆录《寻找家园》
一、

1953年,我来到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上学。

我们那个班,不但是全系,也是全校的先进模范。每个学期,都要得到一面校政治部颁发的绛红色丝绒锦旗,上书”三好集体”,全班引以为荣。得到这荣誉,不是偶然,五个班干部起了积极作用;他们个个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朝气蓬勃干劲十足,是同学们的知心人。

我那时十八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一个。从小随便惯了,自由散漫,跟不上那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趟儿,成了班上的包袱。班干部唐素琴负责帮助我,她比我大三岁,同我说话的口气,就像我的姐姐。我小时候服从姐姐惯了,只要她一开口,不管说的什么,也不管对不对,就本能地小学生般频频点头。当然,是否照办,又当别论。

我怕洗衣服,邋里邋遢;有碍集体形象,屡教不改。团支部书记程万廉替我申请到一笔”困难补助”,买了一件新的棉大衣给我,把我那件满是油画颜色的破大衣抱去,丢到垃圾桶里。我很感谢,他说不谢,这是组织的关怀,你要是知道感激,就勤洗勤换衣服;我努力了一阵,但未能坚持下去。不知不觉,新大衣又弄脏了。

一天,我发现,床底下那一堆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里,一股肥皂和阳光的清香。一打听,才知道是唐素琴干的。在画室里遇见,我向她道谢,她说还要再替我洗,我说别别别,我自己洗。她说你要是不过意,就自己洗。又说,不会洗,我来教你。

这个星期日,我们同洗了一上午的衣服。我由于过分用力地揉搓,右手中指食指和无名指的背面,都搓脱了一层油皮,红兮兮的,渗黄水,痛了很多天。此后,我们常常和其他同学一起,挤在潮湿的洗衣间里,一道洗衣服,边洗边说说各种事情。有一次我告诉她,我很想家;我说家里穷,没钱,还给我寄钱,我很不安。将来挣了钱,一定要多多地给他们。她说钱你还得清,情你还得清吗?我说情吗,只能在心里感激,怎么还呀?她说你要是有出息了,让他们为你高兴为你自豪,那就还了。我说前途由组织安排,自己做不得主,怎么个出息法呀?她说所以嘛,你要追求进步,靠拢组织啊,是呀?

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每天睡觉,都不铺褥子,睡在硬板上,是不是要学拉赫美托夫呀?我说怎么,你还知道有个拉赫美托夫吗?她说又没礼貌了,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啊,是呀?我说,没见你看书么。她说,你以为别人看书,都要跑到你的眼皮子底下来看,啊,是呀?我考了她一下,才知道她着实看过不少好书。

但是她说,她最有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她的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本想工作两年,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上根据需要,安排她来学美术,她就来了,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要是我不服从,组织上就会安排别人来学,许多人连这个机会还没有呢。都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确实是这样,你说是吧?

正确的可怕。我说,你的思想真好呀!她说,你说是不是么?

二、

那时全国一盘棋,所有的美术院校美术系科,教材和教学方法都是苏联来的:独尊观察力和精确性,排斥个性和想象力,严格的技法规范和操作程序,都无不是为了客观地再现对象,以致十个学生画一个老头儿,画出来十个老头儿一个样,就像十个不同角度的同一照相。我不想学了,要求转系,谁劝都不听,最后系主任蒋仁找我谈话,说他留学法国十几年,什么流派都见过,摸索一辈子,才知道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最先进,我们不必走弯路,是赶上好时代了,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我在正则艺专时,很敬爱的吕去疾先生,到苏州来看望他的父亲,听到这个”事件”,派人把我叫去,说,你要跟上时代,别这么横在里头,看着像个怪物!人都是公家的了,还个性个性地嚷,影响多不好!对我们也不好!你看看四边,有像你这样的么!我听了,很困惑这些话,不像是他说的。

回到班上,唐素琴问我,想通了没?我说,我真的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她说,这就是说还没想通,是吧?现在全班都在为你着急,你倒没事人一样。学习不是个人的事。我说你别说了,我知道了,是革命任务。她说怎么啦,不对吗?我说我没说不对,也不是不想学画。她说我知道,你要说这不是画画是照相,就算是学照相吧,多学一门手艺就多留一条活路,也好么。现在不是你花钱学,是国家花钱培养你,你不想学也得学,干吗不好好学?

正确得可怕。我默然。她又说,现在全校都在争当三好,第一思想好,第二学习好,你这一闹,两好都没了。要是这个学期的锦旗让别的班夺去,大家都会怪你,你好意思?我默然意识到动弹不得别无选择,也就按照教的学起来:直起胳膊量比例,弯起胳膊定位置;眯缝起眼睛看整体,瞪大眼睛看局部;注意层次比较,注意块面分析,注意解剖透视,注意区别固有色和环境色,质量感和空气感,并逐渐从这里面得到乐趣。老师和同学们都为我高兴,都夸我进步很快。这年的锦旗,还是我们的。程万廉总结经验,有好多条,其中的一条是:先进带后进,大家齐上进。

三、

三好的第三,是身体好。作为先进集体,一年一度在全校运动会上的团体总分,就十分重要。这是我们班的弱项,大家都很重视。每次报名,五个班干部都要带头。唐素琴参加中距离,得过一次八百公尺第四名,她本来有条件跑得更好:个儿细高,腿长有弹性,跑起来动作协调,像羚羊。但她不练,劝她练练,她不,说,我没锦标主义,直要到快开运动会了,才临时准备一下。她更重视的是动员大家参加比赛。某某某,你个儿大,掷个铅球吧;某某某,你腿长,跑个三千米好不好?你要是同意,她会说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不同意,她会说干吗不?反正你不参加比赛还得参加看,坐都坐累了,不如去活动活动;去吧去吧,我已经给你报了名了。你要是怕失败不参加,她就说,比输了也比不敢比的人光荣,何况不一定输;试试吧,不试白不试,我给你报了名了。

参加短跑的同学很少,她就在一百公尺项下,填上了我的名字。第一次比赛,我是穿着球鞋跑的,不知道有跑鞋那种东西,跑了个第四名,被体育系系主任陈陵看中,给了我一双钉子鞋,要我每天早上,提前一小时起来学跑,他来教我。除起跑冲刺变速跑以外,还要我练举重,跨栏,单杠双杠,跳高,跳远,负重越野等,寒暑假不许中断。这样一年以后,我得了一百二百两个第一,成绩破省记录,平全国记录。回到看台时,全班同学的脸一个个笑得像盛开的花,唐素琴的脸更像太阳般放光。

陈陵先生说,这仅仅是开始。他要推荐我到市体委当专业运动员,受正规训练。唐素琴反对,问我干吗去,我说练好身体么。她说什么都没,单是个身体好有什么意思?比赛来比赛去单是比个体能有什么意思?要比就比智慧,比创造,同爱因斯坦达尔文比,同列宾苏里科夫比,比不上就别说。比你力气再大,大不过牛,跑得再快,快不过马。三四十岁以后,年轻人都盖过你了,你再同谁比?

正确得可怕!但我这次不听了,决心要逃避正确。我说我追求的是快乐,不是伟大,我说竞技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你不懂;我说体能的开发是创造,也是贡献。她笑着说,别贫了,我继续贫,说人家把终极真理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智慧干什么?比智慧比创造就是自由主义,不是说要反对自由主义吗?她不笑了,四面看看,厉声说,别说了。

四、

一九五五年,我们正面临毕业分配,肃反运动来了,校园里气氛突变。从那些哥特式建筑爬满长春藤的雕花楼窗中,时不时传来一阵阵可怕的吼叫和拍桌子的声音;那是老师们在开斗争会,斗争”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到夜晚,就有人巡逻放哨;在伞状罗汉松的阴影下,在钟楼圆柱后面,在楼道拐角灯照不到的地方,在校园边界凭临苏州河的古老城墙上,都有人拿着棍棒,静静地盯着你看;猛抬头见了,吓一跳。再一看,都认得,是学生中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

到教师中有人被捕有人自杀、有人隔离审查(其中有陈陵老师)的时候,运动也在学生中展开了。我们是毕业班,没放暑假,日夜开会。先是学习人民日报上关于胡风材料的按语和社论,然后揭发交代问题。平时很熟悉的同学们,脸上都有了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陌生味儿。一天,在楼道里遇见我们班的女同学董汉铭,她同我招呼的前半句还和往常一样热情,中间忽然停住,下半句没出来,倏忽脸色变了,大声说,你别胡说白道的好不好?说着扭头就走了。我追上去,挡住她,说,怎么回事?讲清楚。她白我一眼,长辫子一甩,绕过我走掉了。来不及惊讶,我发现所有的同学,都变得怪怪的。遇见唐素琴,她也装做没看见我,低着头看地下,加快脚步,匆匆走过。

一天,全班和往常一样,在教室里开会,二十七个人围坐在课桌拼成的会议桌边,程万廉拿出几张纸来念,什么个人自由的程度是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什么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优点是能联系社会制度的根本看问题……怎么那么耳熟?原来那是我以前写给中学同窗刘汉(时在华东师大上学)的信,不知怎么,到了我校肃反办公室。程被叫去,摘抄了一些,在同学中传阅,已经有一些日子了,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

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喝问是不是你写的?你哪里不自由了?新社会哪一点不好?我初出蛋壳,不知道厉害,两眼望着顶棚,嘟嘟囔囔地说,我脑子里想什么是我的事,别人管不着。爆发出一阵不齐声的激动怒吼,使我十分惊讶。静下来时,唐素琴发言,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口气很硬很冷,不像她的声音。

这样的会,只开了一次。莫名其妙地,同学们又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一天,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杨巩找我谈话,说他看了那些信,认为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他己经给肃办打了招呼,肃办已经撤销了我的案子。说我很有才能,但是思想问题严重,不解决没有前途,迟早要出问题。既然是追求真理,就要从实际出发,先调查研究再下结论,不可以从定义出发,先下结论再找论据;说他相信,我只要认真多读马列,多了解中国近代史,多调查研究现实状况,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论。我那时小,狂不受教,辩驳顶撞,使他失望多年。后阅历渐长,回想起来,才知道感激,才知道惭愧。

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复出后,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到南京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和妻子浦小雨一起,拜望了这位保护我安全地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风暴的老人。那时他刚离休,住在灵隐路六号,须发已一色银白,对新思潮新动态了如指掌,视野开阔,谈笑风生。说起三十四年前旧事,记得一清二楚,还记得我赛跑得了个第一。他胸中块垒难平,偶尔也写点旧诗,开卷苍凉,一股子梦回吹角连营的况味。可惜当时没有抄录,依稀记得的,只两句:然否鹆为语,成亏昭鼓琴。不过这是后话,扯得太远了。

那时我们班上,下一个被审查的,是唐素琴。她父亲是国民党的将军,她必须说清楚家里的事,说来说去过不了关,人瘦了许多。斗争会上,脸色苍白眼圈发青,却清洁整齐庄肃从容。据说蒋介石给她父亲送了一把军刀,她说她不知道,没见过,大家不信,一直开会,她一直不知道,只好算了。和她同时,我们班上受审查的,还有杜吾一,张文时,葛志远,都没过关。当我们按照统一分配的方案,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四个被送到无锡一个叫做”学习班”的地方,继续接受审查。据说,各院校各系科毕业班尚未结案的审查对象,都被集中到那里,查清了问题,才能分配工作。

五、

我被分配到兰州。后来在兰州收到她一些信,知道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被分配到常州中学教美术,当班主任,很忙,但忙得起劲儿。她说,孩子们很可爱,也很喜欢她,她很快乐;有决心,也有信心,当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她写道,谁说当教师没奔头,孩子们的奔头就是我的奔头。翌年,一九五七年,她当上了”模范教师”,大会上市长授奖,戴大红花寄来的照片喜气洋洋。我有时烦起来,会向她抱怨生活的单调乏味。她就会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受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

那年暑假,反右运动开始,我们失去联系两年后,五九年,我在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被押回兰州画画,住在友谊宾馆,仍归公安部门管理。一天,省公安厅厅长办公室的一个人,到友谊宾馆来,交给我一封信,竟然是她的信,很短,告诉我她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现在江苏北部的滨海农场。

我的回信同样短,用管教干部的眼光看了两遍,确信不会被扣留,才寄出。两个月后,回信来了,她说两年中,为了打听我的下落,她给兰州十中的校长,兰州市教育局局长,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都写过信,都没回信。后来给我的姐姐写信,才知道我在酒泉,一连写了几封信到夹边沟劳教农场,都石沉大海。绝望中才想到,把信寄给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请求他帮助转达,不抱多大希望,竟意外地联系上了。

她寄到夹边沟农场的信,我一封也没收到。收到这封信,也纯属偶然:恰巧碰上好人,他们知道我,而我正好又在兰州,否则,那么多劳改单位那么多犯人,哪里找去?谁会去找?

想到我生命微贱,如草芥蝼蚁,居然有人想着,满天世界寻找,如此执着,百折不挠,十分感动,也十分感激。但是,她信中有几句话,又使我十分困惑,她写道:”在这些困难的日子里,你的形象一直在我的心灵中燃烧,像一朵静止不动的火焰”这是不容误解的信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问自己,我爱她吗?回答是,爱的;但那不是男人对女人的爱,而是弟弟对姐姐的爱。当然,她很美丽。但是对于那种爱来说,美丽没有意义,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我妈爱我。

我想来想去,别无选择,只有说真话。

她回信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你还是那样,你一点儿也没有变。信写完后,又在纸的左上角,补充了一句话:”请你记着我这句话的意思”。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明白。

六、

一九六二年左右,有一个短暂的宽松时期,她和我都被解除了劳动教养,我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她在滨海农场就业。翌年春节,我回江南探亲,要在南京转车,相约那时,到白露洲她家中看她。列车上,人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过道里座位底下,甚至货架上都塞满了人。列车误点,变成了无点。她到下关车站接我,没接着,幸好我以前去过她家一次,依稀记得路,自己找了去。

黄昏时分,在幽暗的深巷里走着,许多往事来到心头。一个目光清澈明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女孩子的形象,伴随着苏州河边树林疏处的哥特式建筑,充满油彩气味的画室,水气弥漫的洗衣房,敞亮安静的图书馆,清朗的阳光里在体育场上空自由舒卷的五彩绸旗,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开门的正是唐素琴,我几乎认不出她了。憔悴佝偻,显得矮了许多;皮肤干皱,松弛地下垂,头发焦黄稀疏,眼眶红肿和糜烂了;睫毛有的粘在一起有的翻上去,贴在肉上,以致两眼轮廓模糊。照面的一霎时,她呆滞的目光里并没有流露出欢喜,只是毫无表情地把我让进屋里说,路上吃苦了吧?露出一个灰暗无光略带绿色的铜质假牙,很大。

我打了个哆嗦。

她前天还在农场,昨天刚回来。和她母亲一起,张罗我吃了晚饭。洗了澡,要我马上睡觉。说挤了四天火车,一定累坏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第二天,我们一同出去走走,她穿着一件土布的破旧棉袄,原先大概是黑色的,由于风吹日晒,肩背等处变成了灰黄色,腋下仍很黑,其他地方则介乎黑灰之间。这件衣服穿在她身上显然是太过于宽大了,她解释说,这是农场发的衣服,号码不对。我问她那件墨绿色呢子短大衣呢?她说在农场换了吃的了。

在中国地图上,滨海农场位于东南海滨,夹边沟农场位于西北沙漠,相隔万水千山,但却惊人地相似:饥饿疲劳死神的肆虐,都无二致,甚至风景也相似,四周都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比较起来,她们那边稍微好些。起码她们冬天还发给了棉衣,起码她们还有许多人活着,农场至今存在,但是我在夹边沟只呆了一年多,她在滨海呆了五年多,吃的苦没法比。她一度得了精神分裂症,自杀过一次。农场的一个医生爱她,救活了她,还治好了她的病。她说,都说这种病不能根治,但我一直没有复发过。

听她说自杀过,我想起了信上的那句话:”请你记着我”,又打了一个哆嗦。

说着我们转上了大街,在一家小铺子里要了小笼包子和酸辣汤。默默地吃了一会儿,她问我能在南京住几天,没等我回答又说,希望我能多住几天,她有许多话要同我说。我告诉她我很想和她多谈谈,但我已经十多年没回家了,急于去看看爸妈,回来再来看她。她说,好的,什么时候走?我说,我想明天走。她没说话。往回走的路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突然说,我知道你不爱我,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这样是对的。

我说,是吗?我有种负罪感,觉得自己自私冷酷,是个浑蛋。

她说,你是说你做不到假装爱我,是吧?你不觉得这样说是侮辱了别人吗?我说我是说我自己。她说知道你是说你自己,你这是假定,我需要别人由于怜悯我而为我牺牲,这不是太伤人心了吗?

我想不出话来为自己辩护。

我不是怪你,她说,我知道你你还是老样子,一点儿也没变。你也别为我不开心,我用不着。滨海农场那个医生还在追我,人不坏,个大,温和,也比较正派,就是抽烟改不掉,也难怪。我可以同他结婚。他老家青岛,我们回青岛去,生活不成问题。

我问了一些细节,感到可以放心,如释重负,很感激那位医生。

快到门口时,她站住了,问,你在想什么?我一愣,说,没想什么。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有一种空洞和不诚恳的调子。

她笑了,说,你用不着为我不痛快,一切都很好。你回家去团聚,他到我们家来,大家都高高兴兴过个春节,多好!我回到高淳,才知道家中只剩下母亲和二姐两个人!相对真如梦寐,旧事说来惊心,她们收到过唐素琴的信,信上家里人的口气,她们一看就觉得很亲。说到这次在南京见面的事,二姐说,你看她处境这么难,处理得多么好!多么的大家风度!你呢?你能吗?

第二次到唐素琴家,见到了那位医生魁伟沉稳,靠得住的样子。二十天中她家添置了不少东西,阴湿的老屋里,点缀上许多光鲜的颜色。她和她母亲换上新衣,人都精神不少。加上炊气蒸腾鱼肉飘香,炒菜锅里吱啦吱啦地响,原先那股子凄凉劲儿都没了。

我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七、

三年后,我在敦煌,刚结婚不久,收到她从成都寄来的一封信,和一个本子。信上说,她婚后不久,就离婚了;拉过板车,拾过煤渣,捡过垃圾,什么苦活脏活贱活都干过,只差要饭了。因为有一个堂哥在成都一家工厂当总工程师,母女二人到了成都,在工厂里当临时工。

她说医生人不坏,但同他没话说,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她说,我写的时候就是在跟你说话,不知道你可愿意看看?看过还我好吗?

是那种三十二开硬皮横格的本子,字迹时而工整时而潦草,有时几天有时几个月一则。有一处提到”无爱的婚姻”,她写道:常常要想到陀斯妥亦夫斯基罪与罚中,朵尼亚嫁给卢靖的那一段。其实我的情况,和朵尼亚完全不同。她必须牺牲很多宝贵的东西:她的青春她的美丽她的尊严与自由,她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可能性,以及为崇高事业而牺牲的机会。可我有什么可以牺牲的呢?我的一切早已被剥夺和摧残得一丝不剩,我早已没有什么可以牺牲的了。

在另一处,她写道:从前看菲格涅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觉得很可怕,她在狱中计划未来时,总是忘记把狱中的岁月计算在内,总以为自己出狱时还像入狱时一样年轻强壮美丽。二十年后,少女已成老妪,又见阳光,情何以堪!特别是二十年中世界也变了,她视为神圣的信念已成荒谬,她为之做出重大牺牲的事业也已烟消云散,以致她出狱后成了谁也不理解谁也不需要的多余人,孤零零迷失在陌生的社会里。现在看来,这算什么!我们这些人,甚至还没有学会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就已经在五年中失去了。她在二十年间失去的一切,结果不是不被理解不被需要,而是被憎恨鄙视和践踏。

读着读着,我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珍重寄还时,我在信上说,同死去的同伴们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幸运的,至少我们还可以让各种体验丰富我们的生命,从旁观察这不可预料的历史进程。我告诉她我已结婚,我和我的妻子李茨林两个,都希望她做我们共同的朋友。

那是一九六六年四月的事,不久”文革”爆发,我又成了阶级敌人,茨林下放农村,死在那里,再一次家破人亡。估计唐素琴也在劫难逃。这一次她已经没有可能,像肃反运动时那样,清洁整齐,庄肃从容,保持做人的尊严了。我想象,她会像所里的女画家们那样,被打得披头散发血流满面。我担心,她会被打死。我想错了,作为临时工,她在工厂的底层,躲过了这场灾难。母亲去世后,嫁了一个勤劳本分的工人,生了一个壮实聪明的儿子,把家建设得很好。我呢,带着女儿高林,颠沛流离,吃尽了苦头。

二十年后,我到成都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和妻子小雨女儿高林一起,到他们家作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丈夫非常热情,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他亲手打造的家具,又亲自下厨,炒的菜非常好吃。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她本人当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明净,好像又恢复了昔日的光彩。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母子两个争论起来,儿子说她思想老朽,说完站起来走了,大皮鞋在地板上砸出一连串的响声。她平静地说,几十年折腾来折腾去,什么文化价值都折腾完了,你拿什么去说服他们?现在的年轻人钱最要紧,他们穷得只剩下钱了。

我说不用说服,听其自然吧。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

正确得可怕。我不觉又像小学生一般,频频点起头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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